由此而产生的结果是，法典或法规不断受到司法判决的扩充或改变，有时甚至还会背离其原来的文字规定。
根据多数人的见解，合法性是法律行为的决定性特征之一。为此，并非只有话语性的意思表示才是法律行为，毋宁说，其他行为，只要是指向法律关系之设立或废止，皆在其列。
[52] （五）后法典时期的Rechtsgeschaft 德国民法典颁行之后，出现了大量以民法典为阐述对象的教科书，其中，总论教科书尤以恩内克策鲁斯（Ludwig Enneccerus）的《民法总则教科书》（从第13版开始由尼佩代[Hans CarlNipperdey]修订出版）与冯·图尔（Andreas von Tuhr）的《德国民法总则》最具代表性。这就是民事行为和民事法律行为的区别，民事行为比民事法律行为要宽，包括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民事行为和可撤销的民事行为。1．第一阶段：法律行为正选，民事行为另案 第一草案（1955年10月5日）第4章名为法律行为，计24条（第37—60条）。本此信念，我们只用法律行为的术语，而不称民事法律行为。[105]该项未公开出版资料由张谷教授提供，笔者于此谨致谢意。
三、取舍之间：法律行为命运浮沉 （一）引言 西法东渐过程中，大清民律草案、民国民律草案乃至民国民法典，皆无例外地继受了德国法规范体系与概念体系，并且概以法律行为之汉语表述指称德文Rechtsgeschaft。这同时意味着，即便是以合法性定义法律行为，所谓合法性矛盾亦不存在。一方面，缺乏对西方民主政治所具有的地方性的把握，如他过分强调民族主义以及对分权理解的局限。
另一个是整体人民或者说人民意志集合成为具有实际行动能力的政治主体。于是，就形成了一个家姓的政权犹在，而主体却衔续不上的例外状态。{13}故下面将不讳重复，重述这段历史与观念： 1923年1月，距辛亥革命成功十年有余，然中国不仅没有走向民主共和的道路，相反走向了军事强人政治，新生共和国四分五裂，内战连绵。同年5月1日，中央全体执监委员临时会议通过约法草案，国民政府于是年6月1日正式公布了《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
后一个环节则意味着，一旦作为一（identity）的意志得以发现并定型化为立法者意志，就需要具有行动力或者说有适格能力的具体主体对之加以贯彻实现。革命政党作为现代政治语境下的摄政者抑或说新生人民的代表，如何构建人民意志而还不会成为僭主。
这一人民意志建构的先锋队，类似西游记中孙行者之角色，在现代政治转型中有其特别的功能必要性和规范约束性，{12}它不仅要有行动决断能力，还要具备足够的道德信念与担当。一种是贯彻人民意志或立法意志的行动主体。{30}如毛泽东认为，共产主义的实现就意味着世界大同的到来，而康有为虽然写了《大同书》，但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据此，每个人民都需要两种意义上的主体，一种是寻找与建构其统一意志的认知主体。
这一例外状态不是现代革命意义上的断裂，而是政权与适格的主体之间的冲突。如何发现和培育这个同一性，也即建构人民意志，就成为现代民主政治的一个核心命题。君主制下谈及训政本也合理，毕竟二者都离专制不远，而现代人民统治本身是反专制的，如何可再言训导呢？再者，如果说君主尚幼，假以若干年后，自是一切释然。他指出：从事革命者，于破坏敌人势力之外，不能不兼注意于国民建设能力之养成，此革命方略之所以必要也。
对这一问题敏锐的洞察者，自然是中国现代政治的先驱孙中山。民主选举的功能并不限于其合法性价值，确切地说，它是在摄政所致力于实现的功能基础之上的合法化。
究其原因，不外乎对此冲突的必然性缺乏认识，对此例外状态给予功能性的制度安排缺乏预见。结果就像历史上所不断上演的，摄政成为篡夺皇权势力的一种主要途径。
就本文来说，如果历史研究不限于追问历史真相，而在于理解和解释历史是如何形成的，那么面对君主统治转换为人民统治的百年历史，除了以革命性的眼光继续批判古代政治的落后外，更为重要的则是重新审视和寻找古代政治和现代政治结构间的连贯性。{3}现代意义上的革命（revolution）是指社会关系和统治范式的根本性变革，基于这点，传统的皇帝继位乃至王朝更迭都还不属于革命的范畴，所表达的是一种循环往复。但是，推翻王朝政治—也称君主专制{1}可否直接意味着民主制度的确立和实现，常令人生疑。基于此，本文通过分析摄政在中国从古代政治向现代政治过渡中展示出的功能必要性，力图揭示出辛亥革命以来我国政治思想和实践如何从传统走向现代，在走向现代的过程中，摄政功能为何转向以及具备哪些条件才能转向人民意志建构的现代政治话语与实践。但是，此种批判的意义，对于理解进入现代世界的中国近代建国史的一贯性，却不无裨益。{17} 此外，训政阶段除了前述培养国民自治能力，孙先生也意识到训政阶段扶助底层民众的必要。
世袭制是传统君主模式对此冲突的经典解决办法，故君主模式也被称之为家长制或者家天下。视此等情况为人作为有限生命之存在实乃无法避免之情形，并以立法形式公开规定之，足见英国政治一贯的成熟与智慧。
统治主体无继，统治权难以长存。这种替代物根本上只是一种理想化的拟制物。
{21}同一性，也即民主政治的一，是一种抽象的表述。{24} 五、训政之局限与人民意志建构的先锋队 历来对训政的批判，虽多系学者站在宪政理想立场上的观察，但是，这其中也并非全无道理。
先锋队 是故民国之主人者，实等于初生之婴儿耳，革命党者即产此婴儿之母也。其程度以全县人口调查清楚，全县土地测量完竣，全县警卫办理妥善，四境纵横之道路修筑成功。一般来说，学者们愿意将这种推翻称之为革命以示现代之高明，而古代政治里，王朝更迭不过是往复循环的起义而已。后者在抗日战争时期，发挥着重要的思想指导作用。
在补选以前，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暂时代理主席职位。这种幼小突出的表现便是传统话语颠覆后，既失语于现代话语又无能制造出属于人民自身的新式话语。
一心要训导人民，却忘记训导自己的继承者。特定时空下的共同体、共同体的众意与现代理性规划的目标—整体的人民意志—之间的断裂，决定了每个民主政治的现实命运。
无论古代政治还是现代政治，都必然要处理政权因主体的有限生命面临的继承人选的问题。所有的统治权必定需要一个具体的贯彻者。
这些环节总体上有二：其一，何为具体的有形的人民，这在民族国家建构之初根本上是一个没有确定答案的问题。{4}训政与摄政的区别，就其字面而言，可以理解为后者系指代行政务，待皇帝年长而还政于他。在1923年元旦发布的《中国国民党宣言》中，他已明确表达了今后依靠民众进行斗争的思想。{11}在特定的社会结构转换时期，两种主体身份通常紧密交织在一起，知与行密不可分。
然而，即便不能说中山先生一定没意识到隐藏在此的僭政危险，但他确实没有意识到采行代表以对摄政加以现代化改造的必要。 四、孙中山的训政理论 中国效法西方，进入现代政治历史轨道，特别是辛亥革命成功之后，新生的第一共和国命运多舛，很大程度上源于一个基本问题，君主已死，人民尚幼。
理性化进一步体现为摄政为代表之历史原型。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缺位的时候，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补选。
以话语和知识建构为内容的人民成长在我国历史上具有标志性的事件就是废除文言文的新文化运动，这一运动承上启下，向时开启了重建可为大多数人能力所及的语法和语词，重新诠释旧典，制造新的民族图腾与想象。全国有过半数省分达至宪政开始时期，即全省之地方自治完全成立时期，则开国民大会决定宪法而颁布之。
